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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fine Bernhardine Nilsson只活了三十六岁。

1855年，她出生在瑞典南部离哈斯莱赫姆不远的一个小镇上，父亲Per Nilsson是当地政府里的一个小官，家里还有一块面积颇为可观的农场。老Nilsson一共有十二个孩子，但只有五个长大，Josefine是大女儿。

Josefine小学毕业后就回家操持家务，直到二十四岁那年，她在格兰丁治的一个大户人家谋了个管家的差事，一做就是九年，一直没有结婚。她的主人原是丹麦人，和兄弟分家后搬到瑞典，却不会讲瑞典话，恰恰Josefine继承了来自丹麦的母亲的母语，这也是她在这家一直呆了九年的原因。

1888年夏，Josefine怀孕了，没人知道是谁干的，有人说是她的主人，但谁知道呢？第二年的2月3日，她躲到丹麦的哥本哈根生下一个儿子。Josefine很快为儿子找到了一对养父母，然后返回主人家继续工作。但这对养父母后来被发现并无收养资格，所以男婴被送往孤儿院。丹麦政府认为，没有理由让丹麦的纳税人抚养一个瑞典婴儿，所以理应找出他的生身父母。不巧的是，Josefine在婴儿出生证明上提供的地址拼写有误，丹麦政府无法找到这位母亲。后来通过她主人家在丹麦的关系，总算联系上了，Josefine去哥本哈根领回了儿子。

Josefine是没办法养活他的，她只好在报纸上登出广告：“一个漂亮的小男孩，父亲去了美洲，绝望的妈妈乞寻好心人收养。”在当时，新大陆是所有混不下去的“坏人”的目的地。

这个被哥本哈根市政当局登记为“Karl Nielsen”（Nilsson的丹麦拼法）的小男婴引起了Petersen一家的兴趣，这家人丈夫是开电车的，住在城北靠近农村的地方。养了一年，Petersen改变了主意，没奈何，Josefine只好再赶回哥本哈根，将儿子取走。重新登的广告上写的是：“贫穷女孩乞求好心人收养这个1又3/4岁大的发育良好的可爱男孩，因为她没有能力抚养。”一个叫Carl Theodor Dreyer的印刷工人和他的妻子Marie答复了她。

Marie和Josefine Nilsson的遭遇差不多，也曾未婚先孕，有了现在的女儿，孩子的父亲是邻居青年，他没有兴趣同Marie结婚。Marie的母亲深感耻辱，将她逐出家门。Marie只好搬到外地，在一家面包店找了工作，同时抚养女儿。后来她遇到了好心的Carl Theodor Dreyer，正在当地服兵役的他与Marie结婚了。

但Dreyer夫妇却一直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看到广告后，就决定领养这个男孩。

Josefine Nilsson终于将所有的法律手续办齐，卸掉了她无法尽到的母亲责任，返回瑞典。

她又一次怀孕了。而且和前次一样，男子身份成谜。可能Josefine是想找个人嫁掉，对方无疑拒绝了。她决定打掉腹中的孩子。

1891年1月，她吞下大量从火柴上刮下的磷粉，因为别人告诉她，这是一种堕胎的好方法，除了有点恶心，没有任何危害。显然这不是真的。她病了六天，死了，埋在她家附近的一所教堂里，几天后报纸上登出了她的死亡消息。

显然，Dreyer和他的妻子Marie都没料到Josefine会这么快就去世，尤其是Marie，她还指望她能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补偿呢。现在，不管愿不愿意，他们都只好担起抚育孤儿的责任来。

这一年的4月5日，原名Karl Nielsen的这个两岁男孩，在丹麦路德大教堂受洗，并继承了养父的全名，开始作为丹麦人的一生。

Orson Welles和Marilyn Monroe曾在1947年短暂约会过一段时间。但这两人的关系不止于此，实际上，Orson Welles的奶奶的爷爷的外公的外婆，是Marilyn Monroe的爷爷的奶奶的爷爷的外婆的亲姐姐，换句话说，Orson Welles是Marilyn Monroe的远房表哥。

Mary Head是个洋溢着瓦格纳精神的姑娘（用她孙子的话说），身体瘦弱，眼神炽热，她是意志的化身。Mary的父亲是Kenosha当地的大律师。某天她独自去了一趟密苏里州的St. Joseph，这次旅行的原因未知。在那里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和蔼可亲、面貌英俊的货运公司小职员Richard Wells。她带他回了家，她的家人惊呆了。她嫁给了他，悍然藐视家族的反对，即使是她严峻的父亲——后来的参议员Orson Head（他也是“五月花”船上第一个登陆的乘客John Alden的七世孙）也无能为力。这年她十四岁半。

十四岁的新娘和二十六岁的新郎回了St. Joseph，很快用完嫁妆，不得不搬回Kenosha的娘家，还带着他们的儿子，1872年出生的Richard Head Wells Jr.。

1881年，老Richard厌倦了生活，从家里逃走，当流浪汉去了，他顺便还是个业余发明家，和他儿子小Richard后来一样。人们最后一次看见老Richard，是1901年，但十六年前，他的前妻已经报了他死亡。

Mary又结婚了——她再次让家族蒙羞——这次她嫁给一个叫Gottfredson的丹麦裔啤酒工人，不久她生下第二个儿子Rudolph。

一个没有感情的继父，一个年龄差一大截的弟弟，一个与娘家水火不容的母亲——Richard Head Wells Jr.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他恨这个家庭，他想尽快逃走。为了宣示自己的独立，成年后他在自己的姓上多加了一个“e”，变成Welles。

如果你想钻研我，我一定骗你。我对媒体说的话，百分之七十五是假的。我像只保护蛋的母鸡。我不能开口。我必须保护我的作品。自省对我没好处。我是个媒介，不是演说家。像某些东方的或是基督教的神秘论者说的，“自我”是一种敌人。我通过作品表达自己。我喜欢“我做什么”，但不喜欢“我是什么”……你知道一个人所能做的对艺术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销毁所有的传记。只有艺术才能解释他的人生——而不是反过来。

Orson Welles to Jean Clay, 1962

段子外一枚：

Bernardo Bertolucci：有天他们告诉我，Robert Bresson到罗马来了，正在实验电影中心发表演讲。我飞奔而去，演讲正好进行到一半，我站在一群学生组成的人墙后面，堪堪看到Bresson的头顶在微微晃动。他讲话从来不用“cinéma”这个字，一概用“le cinématographe”代替，其他的东西他都称之为“théâtre filmé”。只有大约三四秒钟，我的目光捕捉到了他的脸，让我想起被催眠的兔子。我的腿激动得发抖。那还是1964、65年吧？

那天晚上，Mauro Bolognini邀请我去参加欢迎Bresson的宴会，他到罗马来是准备为Dino de Laurentiis监制的影片《圣经》拍其中的一段，这部大制作还请了别的一些导演。Bresson选了“诺亚方舟”那部分。在我被介绍给Bresson之前，Bolognini告诉我他现在脾气正坏呢。经过是这样——

当天上午，就在Bresson演讲的时候，Dino de Laurentiis去了摄影棚，看到棚里摆着很多个大笼子，里面装着成双成对的动物，两只狮子，一公一母，两只长颈鹿，一公一母，两只河马，一公一母……几个小时后，Laurentiis告诉Bresson，他很兴奋，他是世界上唯一能把云端上的大师请到地面上来的制片人，现在要拍一部真正有价值的杰作……

Bresson嘀咕着说：“最后沙滩上剩下的只有脚印罢了。”一小时后，他被解雇了。

后来我终于站到Bresson的跟前和他说话，当时我一定喃喃不休：“在我给Dino de Laurentiis的摄影棚里放个炸弹之前……能否请问您……可能有人……历史上……‘cinématographe’……您有什么喜欢的电影吗？……”我说了很多类似的话。

他目光瞧向别处。“没有。”

紧接着他纠正自己道：“……可能卓别林有几个镜头吧。但一定是他不表演的时候。”

段子一枚：

Billy Wilder：Howard Hawks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我记得很清楚。拍Ball of Fire的时候，我是编剧。我们住在德加勒王子酒店，一天，我和另一个编剧坐在大堂喝酒聊天。Hawks从电梯下来，看上去精神极佳。于是我们邀他同饮。他很开心地告诉我们：“嗨，我刚把文件都签了，我现在是梅赛德斯公司在美国的总代理！还有，最近我把密西西比的油井都卖掉了。钱啊滚滚地来～～”他喝完一杯酒，说声拜拜就走了，我们坐在那，面面相觑。这时酒店的主管过来问我们：“刚和你们聊天的那位灰发男士是谁？他有八个礼拜没有结帐了。”

那阵子我们忙着写剧本，一天下午两点一刻的时候，Hawks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块写字板，还有几张黄色的纸。他冲我们嚷嚷：“兄弟们，昨晚我一宿没睡着。这部戏第二幕第三幕我已经想好了，太精彩了，我来跟你们讲一讲。”他把本子放到桌上，坐下，我们摆出洗耳恭听的架势，他却一言不发。突然，他说：“哎呀，马上我有场赛马，我要走了，你们跟我一起去看吧。”于是他起身洗手，带着我们就去看赛马了，那个本子被扔在桌上。看完赛马，我和另一个编剧赶回来，跑上楼，急着想看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啥也没有，我们打开那几页纸，上面空空如也。

——Conversations with Wilder

Sight and Sound的主编Nick James认为，影评人的职责主要有这八种：

(1) Saying if a film is worth seeing.
(2) Championing good unknown work.
(3) Giving a wi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4) Offering the insights of technical knowledge.
(5) Conferring useful prestige and kudos upon producers of good cinema.
(6) Earmarking the best works for future historians.
(7) Counteracting marketing untruths.
(8) Opposing the retrograde.

太牛啦，増村保造拍了一部非常正宗的黑色电影，很喜欢。好莱坞的那一套玩意儿，门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