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 Callow谈劳伦斯·奥利维尔和查尔斯·劳顿的这席话，真是有趣：
几乎不能说劳伦斯·奥利维尔（Laurence Olivier）和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从事的是同一门艺术。劳顿是个深海潜水者，他须得时不时地浮出水面换气，而奥利维尔是个冲浪好手，他娴熟的技巧将他带到他从未想过要去的地方。他们拥有同一片海，仅此而已。
在《斯巴达克斯》（Spartacus）里这两种表演模式并肩出现：奥利维尔的克拉苏像把刀子：完全直线型的表演，在每个点上都精雕细凿。他冷若冰霜的贵族派头，残忍无情的勃勃雄心，还有他对年轻英俊的奴隶的断袖之慕，都干净利落地表现了出来，好像有一条细黑线精准地勾勒出了这个角色的外形。劳顿演的格拉古身上就不存在那样一条轮廓，也没那么精确。这个角色伸缩自如、无迹可寻。整个庞大的身躯里似乎都充盈着意识——思想在这个辽阔帝国的土地上四处孕育、出生、死亡。虽然大多数时候久坐不动，格拉古却浑身洋溢着运动的热力。他像从模子里溢出的果冻，哪怕是奥利维尔（以及克拉苏）锋利的尖刀，也无法从他身上讨到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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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收到一些媒体朋友发来的诸如华语电影大奖、大赏、评比之类的函件，邀请我作为”影评人”参加投票、盘点之类的活动，我都很不安，也感抱歉。并不是因为被误认为”影评人”觉得尴尬，而是近年来，我越来越觉得，中国电影和我没关系。没错我算是个影迷，也时不时在电影院里消费些片子，里面起码有一半的票款贡献给了”中国电影”（还不算那些经常被窃为国产片票房的进口片消费），但我渐渐发现，我只是在假装和中国电影保持关系，中国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个冷屁股。
不记得是哪一年，收到某报寄来的年度国产片列表，发现也看了七七八八接近四成的样子，竟然挑不出几部我认为值得去为它投票、评比的。从那时起我就觉得，中国电影–起码是院线上的主流中国电影，已经和我没太大关系了。再加上这两年上演的某些活闹剧，更让人抛掉余下的幻想。
以我有限的知识，当前的中国电影和电影史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不管它现在有多么蓬勃兴旺，但就像一块塑料泡沫，无论多大，砸到世界电影的海洋里都激不起半点浪花。我想，除去像我这样曾经假装和中国电影有关系的，真正和中国电影是一条船上的，只还剩几类人了，略去不表。
另外，基于某些心照不宣的理由，我个人对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艺的看法都很悲观，甚至比对中国脚球还要悲观。好在，电影只不过是电影，当你不想和它有关系的时候，它应该不会像某些东西那样非得和你强行发生关系。
Archangel，盖·麦丁的处女作，算是部奇片。这个成本能做出这个效果，不容易。
硬看了Nacht fiel über Gotenhafen，德国第一部关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的片子。
阿基·考里斯马基：布列松是一匹独狼
即使如布列松一般的寂寞，他也并非全然孤立无援的。他有个兄弟，叫道格拉斯·瑟克（Douglas Sirk，or Detlef Sierck），他不断在情节剧领域里挑战着布列松。不论布列松想在天主教意义上的慈悲背后隐藏多深，他都无法否认他是一个拍情节剧的导演。布列松有一些同伴——除了上面提到的瑟克，还有小津安二郎（从表面上看他和布列松的距离还更近一些，但我们不要被表面所欺骗！），他用自己冷静的方式延续着刘别谦的传统。
惟有布列松将他的风格推进到如此深远的地步，所以不存在任何元素（传统地和视觉上地）能将他和这种电影风格联系起来。实际上他可能不想与任何艺术里存在的任何风格有所联系。所以我们又回到开始的地方，布列松是一匹独狼。
他残忍地否认一切，包括生活在内，关于这一点我毫无保留地赞成。要是詹姆斯·阿吉还健在，对此应该有话要说吧，可他在别的世界，他已经安全地逃离了苦难，沐浴在慈悲的光辉下。
我真正想说的是，布列松不仅仅是个情节剧的导演，他还是个喜剧电影人，如果有必要，他可以在舞台上轻而易举地挑战任何一个伦尼·布鲁斯（Lenny Bruce）。但他藏起来了。
是他说电影里不需要音乐，可第二天他就在《穆谢特》里用了一段吉他。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布列松的那些真实的谎言，我根本无法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世界里生活下去，哪怕我死后也将永远感激他。
克里斯·马凯：仔细看《武士朗士洛》！它和罗杰·科曼的《红男爵》讲的是同一个故事。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我开始做导演的时候，我是真喜欢布列松的《布劳涅森林的女人们》。我喜欢他对主要场景“避实就虚”（dodging）的处理方式，他只让你看主要场景的结果。还有很不同凡响的一点是他善于提升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
阿托姆·伊戈扬：如果教育是为了让我们理解动作与结果之间的关系，那么布列松就是顶级教师。
马丁·斯科塞斯：埃尔维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以前写歌的时候总是反问自己：这支歌和汉克·威廉姆斯的一样拓斧（tough）吗？意思是：它是不是无情地砍掉了多余的东西？是不是够直接？是不是勇敢地注视着生活中我们因贪图安逸而躲避着的一面？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们可能也要问问自己：我和布列松一样拓斧吗？
看了Claude Autant-Lara的La traversée de Paris，大概也是Truffaut难得表扬的一部片子吧，说他终于找到了一直在那等着的那个题材。
关于《星际迷航》，作为大片它的质量是过关的，可能是为了让更多的观众能看下去，不少铁杆粉丝接受的设定都没怎么刻意维系，这也是好莱坞franchise现在的趋势吧。
Comments(18) 以这一期的《南方周末》为例，该报做了两大篇关于《电影手册》和法国新浪潮的文章，全文充斥着似是而非的小八卦（戈达尔偷书是为了支持电影事业），差之毫厘的日期（1968年戛纳电影节那次著名的新闻发布会到底是5月几号？），谬以千里的数据（1960年法国已实行货币制度改革，《筋疲力尽》的票房1.5亿如果是新法郎那简直是天文数字），还有荒腔走板的配图文字（不认识戈达尔、特吕弗、马勒和波兰斯基），业余的译名（Serge Daney——赛日尔·达内，Serge Toubiana——赛日尔·杜比亚纳），还罔顾历史事实捏造出所谓《电影手册》的“两个凡是”——“凡是被《电影手册》认可的，必定卖座；凡是被《电影手册》批判的，必定没法卖座。”
连中国最好的报纸都如此，何论其他。再看《外滩画报》最近写伊莎贝尔·于佩尔的文章，上来第一句话就错到爪哇国：“在戛纳电影节62年的历史上，伊莎贝尔·于佩尔是第四位评委会女主席，前三位分别是丽芙·乌尔曼，让娜·莫罗以及作家萨冈。”也就是说索菲亚·罗兰、米切尔·摩根、英格丽·褒曼、阿佳妮这些女主席都被一笔勾销了。连基本的事实都做不到准确，这样的报道还有什么价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