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Art Film, But Were Afraid to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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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察邦·韦拉斯哈古与史上最清癯的影评人、电影百科特派记者谋杀电视机的亲密基照！）
有件事我敢肯定，阿比察邦·韦拉斯哈古获得的荣誉越多，艺术电影的“罪恶”也就越深，天知道这次他又令多少人在德彪西厅里昏睡过去，又有多少人被戛纳“以艺术的名义”忽悠，看完大呼上当。这都是艺术电影惹的祸。
前不久我将该导演的《综合症与一百年》列入新世纪十佳影片，我衷心喜爱的他的大部分作品，我将他视为当代亚洲电影最杰出的代表，从小津、沟口、雷伊、大岛、今村、侯杨蔡、田凯谋、阿巴斯、潘纳希、李沧东直到这位小哥……亚洲艺术电影的薪火不灭。
当今中国电影这个语境里以谈论产业和票房为荣，一说艺术电影难免让人以为是“余毒未清”，但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意思，所以理直气壮地来说一回。请注意，我说的是“艺术电影”（art film），不是香港人常说的“文艺片”（wenyipian）。
什么是艺术电影？它就像古典好莱坞（classical hollywood）和黑色电影（film noir）一样，也是个事后追认的名词（after the fact）。它的涵义随着电影历史一起演变。可以这么认为，艺术电影的历史，首先是“艺术电影”这个名词的历史。当爱迪生发明电影视镜的时候，作为19世纪末最精明的商人之一，他不仅没发现电影的艺术价值，连它巨大的商业价值都还懵懂不知。可见利用电影进行艺术创作是后来的发明。
1908年，那时还是one-reel、two-reel的短片时代，洛杉矶西郊的好莱坞还是一片荒地，法国有那么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觉得电影制作应该提高品位，就成立了一家公司，聘请当时著名的舞台剧演员，改编经典的文学、戏剧作品，精心设计服装布景，聘请古典音乐家特地谱写配乐，拍了好些制作精良的影片，例如《吉斯公爵的被刺》（L’assassinat du duc de Guise），他们称之为film d’art，字面意思就是“艺术的电影”，这大概就算是最早的艺术电影了。但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提倡的顶多算是某种特色类型片，还称不上成熟的艺术表达。
1910年代、20年代，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先锋艺术家开始大量思考电影是否应被视为艺术，留下了许多发人深思的见解，但这些观念，加上后来所有的关于电影是否是艺术，是哪种艺术的争论，从垃圾艺术（trash art）、大众艺术（mass art）、中眉艺术（middle-brow art）、高雅艺术（high art）到刻奇（kitsch）……，都是从整体上看待电影这种媒体的艺术性，并不怎么涉及电影内部的区分，实际上与“艺术电影”的概念关系不大。
另外，20年代欧洲诸国流行电影俱乐部，有人提出，应该将面向较高知识素养观众的严肃电影，同面向大众的娱乐电影区别开来。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30年代初，希区柯克和Ivor Montagu在英国建立了影片发行机构，进口一些艺术成就不俗的作品在本国放映，例如苏联蒙太奇学派，德国乌发制片厂（UFA）出品的影片。这可能是艺术电影与娱乐电影出现分野的萌芽。
真正历史性的转折点，出现在二战结束后。1946年，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表现游击队抗击德军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在美国上映，大获成功，这部影片不仅被视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开创性杰作，它对美国电影业同样意义重大，它开启了“艺术电影”这种商业模式，使得美国观众渐渐习惯观赏与好莱坞电影在“外观”上差异明显的外国影片。当然更早的时候美国观众也会零星地观赏欧洲电影，但好莱坞一统天下，剩下的那些欧洲主流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区别也没有后来那么巨大，所以平时看欧洲电影的美国观众，对它的心理期待和对好莱坞差不多，并没觉得是个很另类（alternative）的消费选择。
40年代末，“派拉蒙诉讼案”导致片场体系开始解体，美国电影市场上多了很多独立的发行公司，它们开始比较多地引进外国电影，与此相辅相成的是，数十万从欧洲战场返乡的的美国大兵，也带动了国内民众对欧洲文化的欣赏。像环球公司设有所谓艺术电影发行分部，对待同文同种的英国片，它们一般会先在纽约搞搞试映，根据观众反响确定是走大规模发行还是放到小规模的“艺术影院”（art house）。这些“艺术影院”放什么片呢？外国电影、好莱坞经典老片、纪录片、独立电影等等。“艺术影院”40年代末在美国刚出现时不足一百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60年代初已经有四五百家之多。
由此可见，对美国电影产业来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及同时期的英国喜剧是战后第一个艺术电影浪潮。直到50年代出现大量艺术影院，艺术电影从发行到放映都成为一个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很成熟的产业。艺术电影被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开始明确地、选择性地开拓自己的小众市场（niche）。在美国，当然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差不多，存在基数不少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这块高水准观众的市场必须抢占，于是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的艺术电影终于成为了一门生意，成为电影商业下的一个子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后的美国，只有从意大利和法国进口的电影较易得到“艺术电影”的名号，其他中小国家如墨西哥的电影，顶多被认为是民族电影（ethnic film），仅供猎奇或在相应少数族裔聚居的的电影院（ethnic theater）放一放。
既然艺术电影在西方亦是一门产业，特别是在美国，外国影片都被放到了艺术影院，这给艺术电影的定义和分类恐怕带来了更大的混乱。特别是好莱坞历来热衷参与海外投资，例如40年代在英国，50年代在意大利，制作了不少异国风情的影片，一部电影到底算美国片还是外国片都是模棱两可的事，外国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区分就更混乱了。
所以，界定艺术电影，单从产业角度是很难的。那么从创作上呢？根据影片的形式、内容、题材等标准来判断，其实问题一点也没变得更容易。一个原因是“艺术电影”的内涵变化实在太快，例如与六十年代欧洲艺术电影高峰时期的法国新浪潮、东欧新浪潮、意大利的这尼那尼以及瑞典的伯格曼比起来，十多年前的新现实主义和伊令喜剧就显得太靠近传统情节剧了，的确不那么“艺术”。
著名学者Peter Lev曾给“艺术电影”下过一个稍显呆板的定义：拍摄于二战后至今，在形式和内容上体现出新的创意，针对较高文化层次的观众的影片。他设定了二战后这个明确的时间界限，有点美国中心主义，有一定道理，但一刀切的问题是，如果以影片本身的标准来看，二战前有很多作品和二战后被归为艺术电影的那些十分相似，难道战前的就不是，战后的就是？有点过于拘泥了。而且，到底什么是形式和内容上的新创意，也十分模糊。
另外一种很便利的做法是根据和好莱坞主流影片的关系来确定是否是艺术电影。这符合我们的习惯认知，好莱坞主流影片一般不被认为是艺术电影，但如果结合时间的变量进行考虑，人的看法是会变化的。比如茂瑙的《日出》，和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在当时绝对是好莱坞主流影片，但今天也被为数不少的人视为艺术电影。希区柯克同样如是，他的部分影片被今人看作高度严肃的创作。法国的“作者论”认为，即使是商业电影的导演，也可能具备一以贯之的artistic vision，所以好莱坞电影绝对和艺术电影不矛盾。要知道在50年代，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比我们今天要深一百倍，那我们今天更不必这么死板了。
我曾听一个中国的老导演说，电影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和实验电影，这三者呈一个金字塔的结构，由下往上。这的确挺有道理，不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艺术创作的角度，三者都有一个递减的关系。我认为不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甚至更加小众的实验电影，都能表达导演的personal vision，只是所蕴含的浓度各有不同。所有艺术门类的创作，大抵都有一套不成文的美学法则和成规（aesthetic codes and conventions），几乎所有好莱坞商业片都共享一大套法则和成规——如连续性剪辑（视线匹配、动作匹配、180度规则、正反打）、三点布光法、三幕剧的结构、角色和故事优先、人格瑕疵的主人公……这些规则可以说是好莱坞百年来取之不尽的宝藏，里面可以折腾出相当多的变奏。约翰·福特、霍华德·霍克斯、弗兰克·卡普拉、希区柯克、比利·怀尔德、尼古拉斯·雷、塞缪尔·富勒……这些好莱坞作者，都是在这些商业电影的法则下展现自己的个人艺术理念。
如果说好莱坞主流的叙事电影从萌芽到成熟的时期（1920、30年代）更多受到通俗情节剧和古典小说的影响，那么艺术电影更多受现代主义文学及其他现代艺术的影响。艺术电影其实采用了相当大部分好莱坞的成规系统，这两者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绝对对立。比如叙事因果链，艺术电影同样也有，但更为松散、跳跃。《奇遇》里失踪的女人找到了吗？安托万逃到海边有不有出路？这种不完整的故事在艺术电影里比比皆是，但在主流商业片里像《夜长梦多》搞不清自杀还是他杀的情况就很难遇到了。
大卫·波德维尔认为，艺术电影作为一种电影实践模式（mode），有自己的一套美学系统，它的叙事动机大致有两大原则：现实主义和作者的表现性。艺术电影倾向于展示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问题。它通常也将人物放置在影片的中心地位，但其目的性飘忽不定、前后不一，甚至自我怀疑，这和坚定、明确，决不在观众的心灵投下一丝阴影的主流商业电影大相径庭。艺术电影依赖大量的作者签名（authorial stamp），将作者自身的见解提高到和故事文本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上，这些签名包括各种重复出现的母题（如童年之于特吕弗、马戏之于费里尼、宗教之于布努埃尔……），以及技术风格（小津的固定机位、侯孝贤的长镜头、安东尼奥尼的心理色彩……）。所以一旦我们无法从现实主义的动机理解电影，那么将会转而寻求作者自身的动机。最终，艺术电影追求的是摇摆不定的“暧昧性”（ambiguity）和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它和传统的、古典的、封闭的商业电影彻底分道扬镳。
虽然主流商业电影比艺术电影更多地依赖成规系统，但有一种流行的误解是艺术电影比主流商业电影更能创新。我没办法比较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到底谁对电影的表现形式作出的贡献更大，但商业电影形式创新之多肯定超乎很多人想像。商业电影中既有古里古怪全片运用POV镜头的《湖上艳尸》，也有将各种创新溶化于无形的《关山飞渡》。
略提两句实验电影。比起艺术电影，实验电影对固定的电影美学法则引用得更为稀少，个人思考的浓度更大。一切商业电影里常见的手段，在实验电影里都可以赋予新的意义和用法。例如西德尼·彼得森的剪辑、肯尼斯·安格尔的叠印、斯坦·布拉奇治的色彩……都不同于主流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中约定俗成的观念。
对于观众来说，观看主流商业电影，是满足预期的过程，我们在走进电影院前，已经大致了解它会带来什么感受。而且商业电影所依赖的成规系统，符合并反过来又参与塑造了大多数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所以接受起来毫无困难。但观赏艺术电影需要观众更加主动一些，观众必须接受某部影片表达的内容或其形式，可能会超出自己的认知；导演鲜明的个人趣味，也未必会得到多少人的认可。而实验电影可能会对没有经验的观众带来更彻底的颠覆和冲击，感到不可理解是观看实验电影最正常的反应，因为它几乎不依赖我们建立多年的观影定式，要是遇到艺术家发神经就更难捉摸了。
正如严肃口味的影评人或影迷不屑商业片一样，反向的歧视同样存在。经常有艺术电影的批评者说，喜欢艺术就一个人关在家里拍，不要出来给广大观众添堵，大家平时已经够累了，需要的只是娱乐，云云。这确实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观众的想法。可是，任谁也无法代表全体观众，事实上从来也不存在喜好整齐划一的电影观众，连希魔时代的纳粹德国和红色恐怖时期的中国也不会有，连商业电影还分各种类型呢，连样板戏还有几个不同的取向呢。如果让观众投票电影院放什么，可能好莱坞大片一定会赢，但每个人都有买票的权利，艺术电影会获得它的观众，这种“多数人的暴政”不会实现。拜数字化时代所赐，商业大片的投资越来越高，艺术电影在理论上的成本却可以越来越低。艺术电影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赔钱，不然怎么还一直有人拍呢？我觉得，既然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那么按照商业伦理，艺术电影的制作人能够让投资人不赔本，或者说，至少不是存心让投资人赔本（连商业片都无法避免赔本），那么它在道德上应无亏欠。一个成熟的产业环境中，应该有条件允许电影的多样化表达，鼓励电影的差异化存在。50年代美国一个独立的艺术电影发行人说：“我讨厌艺术电影这种说法，世上只有两种电影，好的和烂的。”真理总是很朴实。
